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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秘:朱元璋为何歌颂元朝并愿意承认其正统地位?

时间: 2017年07月21日  来源:光明网  作者: 张宏杰

  “罢孟”

  洪武五年的一天,朱元璋坐在便殿读《孟子》。

  和所有皇帝一样,朱元璋也提倡孔孟之道,但是说实话,由于军政繁杂,对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这些经典,他并没有系统研读。如今天下已定,他也有兴致来阅读一下原典。不读不知道,一读吓一跳。读着读着,朱元璋眉头越皱越紧。终于,把书一摔,大声说:“使此老在今日,宁得免焉?”那意思是说,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,还活得了吗?

  原来朱元璋读到了: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。”也就是说,与老百姓和国家相比,国君最不重要。“君之视臣如手足,则臣视君如腹心;君之视臣如犬马,则臣视君如国人;君之视臣如土芥,则臣视君如寇雠。”就是说,国君对大臣礼貌,大臣也对国君尊敬。若国君视大臣如粪土,则大臣也视国君如无物。

  朱元璋大发雷霆,立刻召见文臣,宣布即日起“罢免孟子配享孔庙”,将孟子的牌位撤出孔庙,取消他在孔庙里和孔子一起吃冷猪肉的资格。孔孟之道是中华立邦之本,此命一下,举朝哗然。这一举动就如同基督教国家里要把耶稣驱逐出教堂一样惊世骇俗。大臣们纷纷上奏反对。朱元璋宣布朕意已决,谁也不许再说,否则以“大不敬”罪处死。

  大家立马静下来了,谁都知道朱元璋的厉害。可孔孟在中国被崇拜千年,毕竟会有几根铁杆粉丝屹立不倒。刑部尚书钱唐就坚持要进宫为孟子求情。

  朱元璋一听钱唐为这事而来,命令金吾侍卫将他在殿前活活射死。钱唐肩臂之上各中两箭,鲜血直流,不过仍英勇不屈,楞往里闯。朱元璋敬佩他是条汉子,叫他进来说话。钱唐跪在皇帝面前,痛陈孟子之不可废,说孟子已被天下尊奉千年,一旦废绝,不但中国震动,四夷也会惊愕,会怀疑中国还是那个尊奉圣人之道的天朝上国吗?

  朱元璋想想也是这么回事。钱唐舍命闯关,也让他见识了孟子在读书人心目中的分量。于是命人把钱唐送到太医院好好治疗,不久又恢复了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。

  “删孟”

  配享是恢复了,可朱元璋还是觉得不能听任《孟子》里的大量毒素流传下去。

  想来想去,想出一个好办法,那就是命令臣下“删孟”,将自己看着不顺眼的“反动文字”尽皆删去。共砍掉孟子原文85条,只剩下100多条,编了一本《孟子节文》,又专门规定,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。

  那么,删节的85条里都有些什么内容,让朱元璋这样深恶痛绝呢?

  第一类当然是那些主张“民贵君轻”,“大臣可以不尊重皇帝”的字句。这种删节虽有些可笑,但从专制帝王的心理出发,倒也可以理解。

  可也有一些删节,就不太好理解了。比如“有恒产者有恒心,无恒产者无恒心”这一揭示统治规律的名言,朱元璋也无法容忍,连同“五亩之宅”之类的话一起删掉了。

  另外许多主张皇帝必须施行“仁政”的条文,居然也被删去了。比如这句话:“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。不仁而在高位,是播其恶于众也。”

  还有一类更奇怪的,就是孟子批评商纣王的话,也都被删除了。比如:

  桀纣之失天下也,失其民也;失其民者,失其心也。得天下有道:得其民,斯得天下矣;得其民有道:得其心,斯得民矣;得其心有道:所欲与之聚之,所恶勿施,尔也。民之归仁也,犹水之就下、兽之走圹也。

  古之人与民偕乐,故能乐也。汤誓曰:“时日害(曷)丧,予及女(汝)偕亡。”民欲与之偕亡,虽有台池鸟兽,岂能独乐哉?

  这是为什么呢?

  颂元

  其实在删孟前,朱元璋还做过一些臣下不太好理解的事。

  比如在推翻元朝之际,中原汉人皆欢欣鼓舞,扬眉吐气,强烈要求朱元璋彻底清算元朝统治者的罪恶。可朱元璋却并没有这样做。元顺帝仓皇北逃后,明军俘获了皇子买的里八剌。大臣们要求在南京举行“献俘”典礼,以庆祝胜利。朱元璋却拒不同意,理由是这是对前皇子的侮辱。他说:“虽古有献俘之礼,不忍加之。”在进军大都之时,他要求军队不得危害元朝皇亲贵族:“元之宗戚,咸俾保全。”对俘获的元朝贵族也一概予以尊礼,封很高的爵位,让汉族人继续对他们行礼如仪。甚至在推翻元朝之后,大臣们纷纷献上“捷奏”之章,批判元代皇帝无道,颂扬洪武皇的雄武,也让朱元璋很不满意,因为奏章里面有贬低元朝君主的词汇。朱元璋对宰相说:“元主中国百年,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,奈何为此浮薄之言?亟改之。”

  对中原汉人来说,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,是拨开云雾,重见青天,大多数汉人都不承认蒙古人统治的正统地位。但朱元璋却承认蒙古人的统治是“正统”,并从各个角度,竭尽全力为元朝的正统性辩护。在即位告天文中,他这样说:“惟我中国人民之君,自宋运告终。帝命真人于沙漠,入中国为天下主,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,今运亦终。”也就是说,元朝的统治是受命于天,光明正大,理所当然。值得注意的是,他不但将元灭南宋后的几十年视为正统,且将元、宋并存的十几年亦视为元的正统。

  不止于从天理的角度承认元朝的合法性,朱元璋还从个人感情角度,表达对元朝统治的感恩戴德之情:“元虽夷狄,入主中国,百年之内生齿浩繁,家给人足,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。”这似乎就更不好理解了。在大元帝国的统治下,他父亲朱五四到处迁徙,终于落得饥饿而死,朱元璋也没过一天好日子。按理,他应该对大元怀有刻骨仇恨才对,怎么居然歌功颂德感激涕零起来?

  天命

  批判孟子和歌颂蒙古人,这两件事贯穿着同一个意图:让大明政权千秋万代永世不倒。

  朱元璋初登皇位,内心有点没底:中国人向来重视门第,讲究出身,自古以来,岂有乞丐而为天子?他认为许多人虽然畏服于他的刀剑,对于他这个人却相当瞧不起。

  所以,朱元璋要大力提倡“天命论”,就是“天命无常,有德者居之”。老天爷的心思很难猜,证明它的唯一证据,就是谁最终得了天下。朱元璋的“天命观”其实很简单,那就是成王败寇。只要一个人打得了天下,那就证明他拥有天命,别管什么出身、什么手段。天下那么多富贵人、读书人、有根脚人,谁也没当上皇帝,偏偏他一个乞丐当上了,这不正说明他有“天命”之助吗?这样,朱元璋就不得不承认蒙古人统治的合乎天命。因为他们曾经拥有过天下。

  他在《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民人檄》中说:“自古帝王临御天下,中国居内以制夷狄,夷狄居外以奉中国,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。自宋祚倾移,元以北狄入主中国,四海内外罔不臣服。此岂人力,实乃天授。”

  朱元璋必须视元朝为正统,因为这是上天的意志。所以他承认元朝直接受命于天,接续了三皇五帝的正统,“正名定统,肇自三皇,继以五帝,曰三皇曰两汉曰唐宋曰元,受命代兴,或禅或继,功相比,德相侔”。

  起义

  与“天命观”相配合的是“恩德论”。

  快要登上帝位之际,朱元璋遇到了一个理论难题:怎么看待农民起义?

  肯定农民起义吗?似乎当然应该肯定,因为他和他的追随者都是起义者。

  但是,且慢。如果肯定起义无罪,那么再有后来者效仿他起兵反对他怎么办?事实上,在新王朝还没正式建立之时,他就已经开始忙着四处镇压自己根据地内的农民起义了。

  推翻旧王朝时,他当然可以大喊造反有理,起义无罪。但是,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,他就必须让老百姓认识到,不许造反,更不能起义。这个弯可不太好转。所以,他要大力打造“朱氏恩德论”。

  在朱元璋以前,中国人认为“有德者有天命”,而无德者就失去了“天命”。天下无道,人民就可以起来推翻它。而朱元璋要打造的“朱氏恩德论”是:因为你身处的王朝对你有恩,所以不管它有道无道,你都不应该带头起来背叛这个王朝。

  朱元璋说,一个人有了天命,也就从上天那获得了天下的所有权,其他所有人,都是“寄居者”。

  所以,开国皇帝对天下百姓来说有两大恩德:一是开创了太平,使天下人不再相互残杀,可以保全性命;二是既然天下土地都是皇帝家的,那么所有的粮食就都是在皇帝家族的土地上长出来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天下人都是皇帝一个人养活的,每个人都应该对皇帝感恩戴德。

  不要以为这是玩笑,此乃中国历代统治者的真实想法,只不过朱元璋表达得最透彻。

  从这个理论出发,朱元璋认为,元朝皇帝虽然统治低能,但毕竟也建立了一套法律,安设了几名官员,比天下大乱还是要好。所以朱元璋说:“元祖宗功德在人。”在给元世祖的祭文中,他更这样颂扬元朝的统治:“惟神昔自朔土来主中国,治安之盛,生养之繁功,被人民者矣。”他朱元璋虽然生不逢时,没赶上元朝统治秩序良好的时候,几十年吃不饱穿不暖,但毕竟也算是吃了人家蒙古皇帝的,喝了人家大元天子的,怎么能忘恩负义不予承认?更何况,他的祖父和父亲,在元朝,毕竟是吃过饱饭的:“如予父母生于元初定天下之时,彼时法度严明,使愚顽畏威怀德,强不凌弱,众不暴寡,在民则父父子子夫夫妇妇,各安其生,惠莫大焉!”“朕本农家,乐生于有元之世!”

  所以洪武四年,朱元璋命人在北平给元世祖盖了庙。洪武六年,又在南京建历代帝王庙,把元世祖和汉高祖、唐高祖、宋太祖都供在一起,还把元朝开国功臣木华黎等四人牌位也供在边上,他自己恭恭敬敬前去行跪拜大礼。

  在内心深处,朱元璋对元朝当然充满愤怒,但对于他这样级别的政治家来说,考虑问题不能从个人恩怨,而要从天下大局出发。进一步说,不能从正义与否而要从“实用”与否的角度考虑。他如此礼敬元朝,目的只有一个,那就是给天下百姓作个示范,让他们也礼敬新朝,告诉他们吃人家的嘴短,拿人家的手短。

  既然承认皇帝是天下所有人的大恩人,那么即使一时统治得不好,偶有雷霆雨露,那也都是天恩,大家永远不能起叛逆之心。这就是朱元璋建立天命恩德论的最终落脚点。

  “殃归首乱”

  理论构建到这儿,朱元璋发现遇到了一点难题:他本人就是大元王朝的推翻者。他食元朝之毛,践元朝之土,世受元朝雨露之恩,却起兵打倒了大元,这怎么解释?

  虽然谁握住了刀把子谁就有了话语权,但要把这个道理讲圆满,也实在太考验人的智商了。

  朱元璋开始是这样解释的:他当初参加起义,只是为了吃饭活命,并不是为了推翻元朝。他不断强调自己加入起义军实在是迫不得已,是人生的一大污点。他说自己加入起义军是“昔者朕被妖人(红巾军)逼起山野。”(《与元臣秃鲁书》)他又说:“朕本淮右布衣,暴兵(红巾军)忽至,误入其中。”(《洪武实录》卷37)在《皇陵碑》中又说:“元纲不振乎彼世祖之法,豪杰(起义领袖)何有乎仁良(也没什么好东西)。”他宁肯污辱自己,也不能给臣民作坏的榜样。

  后来他又进一步解释:“盗贼奸起,群雄角逐,窃据州郡。朕不得已起兵,……当是时,天下已非元氏有矣。……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,不在元氏之手。”

  也就是说,元朝的灭亡跟他没什么关系。他参加起义,不是为了推翻旧王朝,也不是为了当皇帝,而是因为实在不忍心看人民遭受痛苦,要救万民于水火。天下取自群雄,而非元朝之手。

  这两种解释似乎还不圆满。编写《大诰》时,朱元璋又发明了“殿兴有福”理论。他天才地将起义者分为“首乱”者和“殿兴”者两部分。首乱者,就是带头造反的那一批人,而殿兴者,就是他这样半路参加起义的人。《御制大诰三编?造言好乱第十三》中,朱元璋说:“元政不纲,天将更其运祚,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。”就是说,因为天下无道,所以愚民作乱。朱元璋认为,带头做乱者都是忘恩负义、胆大妄为之徒,注定没有好下场。因为这些人引起了战乱,造成了流血,老天爷讨厌这样的人。

  这就是所谓的“殃归首乱”。

  朱元璋还举大量例子论证他的观点:历代大型农民起义中,最早揭竿而起的那批人,确实多数都做了后人的铺路石:“秦之陈胜、吴广,汉之黄巾,隋之杨玄感,僧向海明,唐之王仙芝,宋之王则等辈,皆系造言倡乱首者,比天福民,斯等之辈,若烟消火灭矣。何故?盖天之道好还,凡为首倡乱者,致干戈横作,物命损伤者既多,比其成事也,天不与首乱者,殃归首乱,福在殿兴。”至于那些后来才参加起义的人,就没什么责任了。因为动乱的大火已经烧起来了,他们再加把火,是为了使火灾早点结束,早点还大家以太平。所以“福在殿兴”。

  这一说法充满矛盾。既然天下无道,“天将更其运祚”,被推翻是必然的,总得有第一个起来反对它的。站在“首乱”者的尸体上取得成功后,却又这样大言不惭地辱骂他们,实在是匪夷所思。绞尽脑汁,朱元璋的理论其实是要落脚于天下无道,为了生存,反抗也是可以理解的,但万万不要第一个揭竿而起。

  说他狡猾也可以,说他愚蠢也可以,说他阴险也可以,说他坦率也可以,反正理论构建至此,朱元璋图穷匕见:不论怎么说,你们可千万不要造我大明的反。

  为了说服愚民,他费尽口舌,推导出了宁可饿死,也强于造反之说。他说,元朝承平时,富无旁忧,贫有贫乐。纵迢天灾,“饥谨并臻,间有缺食而死者,终非兵刃之死。设使被兵所逼,仓惶投崖,趋火赴渊而殁,观其窘于衣食而死者,岂不优游自尽者乎?”也就是说饿死强于战死。所以宁可饿死,也不能反抗他的统治。他又从多方面论证这个主张,说造反其实没什么好处:从乱者并非俱能为人上人,除了那些“乱雄”和文武官吏外,“其泛常,非军即民,须听命而役之。呜呼,当此之际,其为军也,其为民也,何异于居承平时,名色亦然,差役愈甚。”

  他在《大诰三编?造言好乱》一节中说:

  且昔朕亲见豪民若干,中民若干,窘民若干,当是时,恬于从乱。一从兵后,弃撇田园宅舍,失玩桑枣榆槐,挈家就军,老幼尽行,随军营于野外……与官军拒,朝出则父子兄弟同行,暮归则四丧其三二者有之……饮食不节,老幼悲啼,思归故里,不可得而归。不半年,不周岁,男子俱亡者有之,幼儿父母亦丧者有之,如此身家灭者甚多矣。

  也就是说,从概率论上分析,参加起义和叛乱,获得功名富贵的可能性是极低的。相反,给人家当炮灰的可能性却几乎是百分之百。通过这种“宁为太平犬,不为乱世人”的理论,朱元璋郑重警告百姓:宁可饿死,也不要起来造反。

  说到这,我们就理解他为什么讨厌孟子了。

  他删掉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理论——有恒产当然有恒心,但无恒产也必须有恒心。也就是说,在朱元璋的统治之下,你纵然沦为赤贫,走投无路,也不得起造反之心。

  他删掉帝王必须仁慈——对帝王不得有任何要求,什么样的帝王百姓都应该服从。

  他不许批评商纣王——并不是朱元璋喜欢商纣王,要像郭沫若先生那样为商纣王翻案,而是因为他主张,即使皇帝如同商纣王一样荒淫无道,臣下也不应该批评,更不应该推翻。

  历代皇帝可能也有人和朱元璋一样,读了孟子感觉不舒服,不过还从来没有人想到可以阉割孟子。因为孟子是儒学体系的核心,正如黄仁宇所言:“从个人说辩的能力和长久的功效两方面看,孟子在传统政治上的地位要超过孔子。”

  朱元璋不一样。对于他这样赤手空拳开天辟地的人来说,没有什么是至高无上,神圣不可侵犯的。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他自己,世间一切,包括所谓真理,都要为他服务。朱元璋相信孔孟之道,是因为他以为孔孟之道可以巩固他的统治。如果不利于他的统治,当然要改造它。对别人来讲骇人听闻的大逆不道,对他来说却完全符合逻辑。(《同舟共进》2010年第8期,原题为:“朱元璋为什么删《孟子》?”)

(编辑:孙儿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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